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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訪“開國大典”親歷者攝影家侯波、徐肖冰之子徐建林

來源:中國作家網 | 路斐斐  2019年10月02日07:49

侯波 攝

1949年5月,毛澤東與侯波(中)、徐肖冰在香山雙清別墅合影,這也是侯波第一次近距離見到毛主席。 陳正青 攝

侯波生前珍藏的拍攝開國大典時使用的同品牌照相機,現保存在浙江桐鄉“徐肖冰侯波紀念館”。

離2019年國慶尚有一個月,徐建林就獨自坐車回老家浙江桐鄉去了。前年秋,93歲的侯波在病榻上結束了生命最后的時光,按照老人生前囑托,徐建林親手將母親的骨灰撒入了家鄉的京杭大運河。從此,河水流過的地方就都是故鄉了。

國慶節對徐家有著特殊的意義,7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舉行那天,6歲的徐建林是在幼兒園度過的。許多年后,從各種新聞報道、資料和父母的講述中他漸漸了解到了那天爸媽雙雙在天安門城樓上工作的情形。那一年,25歲的母親侯波端著一臺由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從民主人士手中借來的羅萊120相機,作為天安門城樓上被允許拍照的3名攝影記者之一,也是其中惟一一名女攝影師,拍下了她一生中最著名也最珍貴的一張照片《開國大典》;而時任北京電影制片廠(1949年10月1日前名為北平電影制片廠)編導的父親徐肖冰則負責了大典紀錄片的拍攝,在周恩來總理的領導下,他協調來自蘇聯的兩個紀錄片攝制組在天安門城樓上完成了慶典的部分拍攝工作,兩部片子一部叫《解放了的中國》,一部叫《中國人民的勝利》。“對所有親歷過‘開國大典’的中國人來說,那一天都是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一天。”

等待勝利的宣告

“父親后來跟我講,那天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他激動得手都在顫抖。”那天,天安門城樓上擠滿了人,手持攝影機的徐肖冰位于城樓左側,左手扒著城樓上的護欄,右手拿著機器,專心拍攝的樣子后來被位于主席身前另一側的侯波拍進了照片,而侯波的身影后來被發現也同樣攝進了由上海音像資料館提供的當時蘇聯攝制組拍攝的紀錄片中。

與慶典當天城樓上另兩名分別來自新華社和《解放軍畫報》的記者陳正青、楊振亞不同,作為中國第一位“紅墻攝影師”,當時的侯波有一個特殊身份和一項特殊使命,即以剛成立的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攝影科科長(同時也是惟一的一名科員)的身份,為中央領導同志的生活、工作及重要活動等拍攝照片以留存資料。此前,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召開期間,四處忙碌抓拍的侯波尚是另一個身份:北平電影制片廠照相科科長。因在會議期間工作細心,攝影技術好等原因,沒多久上邊便決定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和主席辦公室主任的葉子龍找侯波談話,在中南海成立“攝影科”并將其調入任職。

“母親常說,不是她的攝影技術有多好,而是歷史給了她機會去拍‘開國大典’。”1949年北平解放,徐建林在隨父母調入北影來到北京生活之前,先是隨爸媽從延安去了東北電影制片廠(后改名為長春電影制片廠),“在那里,作為1937年就參加革命隊伍的‘老革命’,母親和她的同事們接收了當時遠東最大的偽滿洲國電影制片廠‘滿映’遺留的日偽技術人員,母親從關心生活入手,與這些技術工作者交朋友,甚至還把他們中的一個日本人發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漸漸學到了從拍攝照片到暗房沖洗擴印的全套攝影技術,一個人能拍、能洗、能印,為后來進入北影和‘中南海攝影科’打下了全面扎實的技術底子。”

見證歷史的時刻

1949年10月1日這天,在徐建林的講述中,母親侯波上午先是去了天安門城樓為下午的拍照提前“踩點”、勘查拍攝環境。“那是母親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此前,關于開國大典到底在哪兒開曾有過兩種不同的意見,出于安全等考慮,其中一個選擇是在西苑機場,因為3月25日,主席從西柏坡進京的時候,曾在那里舉行過一次閱兵,之后便直接進駐了香山的雙清別墅,而此次閱兵也被視為了開國大典閱兵的預演。

待最終選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辦開國大典并設主席臺于天安門城樓,已是1949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北平市政府的動員下,一場歷時90余天的由社會各界義務參與的市區大清掃運動同時展開,其中對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的整修清掃運動一直持續到了9月底。待到10月1日那天,曾經坑坑洼洼的天安門廣場已被整修一新了。“那天母親登上天安門城樓時,發現那里最好的位置已被蘇聯攝制組架設上了大型的電影攝影機,拍攝條件并不理想,匆匆查看好環境后,她連午飯也沒顧上吃就急忙趕回下午2點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現場,為大會進行拍照紀錄了。”在這次會議上,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主席、副主席和56名委員全部宣布就職,之后“母親作為工作人員,便隨同車隊一起出中南海東門,先一步前往天安門去準備開國大典的攝影工作了”。

“車隊在午門停車,然后所有人步行登樓。”在徐肖冰所拍的資料中有一張毛主席和眾人從天安門城樓西側緩步登樓的影像截圖。“主席在前,朱德在主席的旁邊,劉少奇、宋慶齡等眾人隨后。”其時的天安門城樓,早已站滿了各種工作人員。“母親也在其中,那天,她兜里一共揣了8個由中央辦公廳用外匯從香港那邊買來的阿克法黑白膠卷,一卷可照12張,每一張什么時候按下快門,什么時機換膠卷,都要仔細掂量清楚。”整個慶典活動侯波一共用去了3個半膠卷,這些照片在拍攝完成后由侯波親自洗印、編寫圖片說明并存檔,直到多年后“中南海攝影科”撤銷,這些原始影像資料才完整移交至新華社檔案庫,至今其中的許多資料照片仍需高層領導批示方可查閱。“包括大典這天所拍的照片在內,據統計,后來由母親拍攝存檔的全部4773幅照片中,公開發表的僅600幅左右,其中最著名的那張《開國大典》也是她最愛回憶的一張。”當時,受限于羅萊120只有一個標準鏡頭沒有廣角、景深又不夠等問題,在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時,為盡可能多地拍到兩邊的觀禮嘉賓,侯波把身子向后探出了天安門城樓的護欄,后仰至不能再仰并等待時機抓拍,直到拍攝完成,這才發現身旁有人一直在緊緊拽著她的衣服以防不測,那人便是敬愛的周總理。

用照片永遠銘記

由于侯波工作性質的特殊,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由其拍攝的開國大典照片在影展中公開發表前,侯波一直都默默無聞。中外媒體對新中國成立的報道中普遍配發并被公眾熟知的照片都是由新華社記者陳正青所拍攝的。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許,當毛主席用激動的聲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侯波與陳正青分別位于主席身前兩側不同角度按下了相機快門。在侯波所拍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主席身側左邊站立的有愛國民主人士陳叔通、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董必武;主席身側靠右后方佇立著的有為統一戰線作出過突出貢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林伯渠,還有“紅色資本家”李燭塵等。“這張照片畫面中囊括的人物雖然有限,但卻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氛圍,這張照片能讓人感受到,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各界無數愛國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的結果,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那天,慶典活動一直持續到了晚上9點。回憶起當時廣場上的情形,徐建林還聽母親說起過一個細節:由于沒有通訊工具,那天為方便天安門“樓上”“樓下”人們之間的溝通交流,工作人員想出了一個土辦法——從城樓上用繩子吊下一個提籃,城樓下的群眾若有情況要反映給樓上的人,就會寫張紙條放入籃中,再拽一拽繩子,上面的人收到信號,就會用繩子把提籃拽上去查看,如此往復操作,便解決了溝通的難題。“我母親說,那天群眾所提意見最多的,是‘罵’城樓上的‘記者們’遮擋了大家視線,因此看不真切主席身影,于是后來拍照就多了一條注意事項,拍完照片要立刻蹲下,以便群眾能更好地看看毛主席。觀禮期間,主席在城樓上左右走動,并不斷向各處群眾揮手致意,母親再次探出身子抓拍的過程中,陳云同志也像周總理一樣拽住過她的衣服以防她危險,令她十分感動。那一天母親全心投入拍照,所拍影像從此都成為了歷史永遠的見證。”

“母親是1961年離開中南海調入新華社的,之后繼續從事新聞攝影工作直至退休。”離開中南海前,侯波依依不舍地將當年借來的那臺相機交還給了組織。“母親說,那臺相機后來有可能輾轉給了部隊宣傳科的干事,但她始終難以忘懷那段特殊的經歷,所以后來有一年新華社處理淘汰一批與母親當年所用相機同一品牌、相似型號的機器時,她就自己花200元買了一臺留做紀念,一直存放在身邊,悉心保管。至于我父親當年拍攝開國大典用的攝影機,后來則隨他一起去了抗美援朝的戰場,再后來機器報廢無法再用了,便由父親于生前親自將機器捐給了侯波徐肖冰攝影藝術館(2015年更名為徐肖冰侯波紀念館),以便同更多人分享那段特殊而難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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